前不久,律师马程鹏持贵州省贵阳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发出的律师调查令调查发现,被执行人一个账户仍有较大数额存款。法院经核实后,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扣留这笔款项,被执行人恶意拖欠的30多万元工程款如期拨付,最大程度保护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宣布,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尽管如此,贵州法院依旧积极探索,大力推进委托律师调查制度,在交卷基本解决执行难的同时,全力迈向切实解决执行难。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韩德洋近日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律师调查令对于补充人民法院网络查控措施不足,及时发现被执行人的隐匿财产,解决被执行人逃避、规避执行,让当事人更好理解法院执行工作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律师持令调查

6月19日,面对遵义市桐梓县人民法院发出的律师调查令,百般推诿、声称“就是没钱”的“老赖”主动履行了10万元的还款义务。原来,桐梓县律师马程鹏调查中查明,这名被执行人名下有一套拆迁安置房。担心房屋被法院处置,这名被执行人只好主动履行还款义务。
马程鹏告诉记者,以前要想查清被执行人的银行明细和财产等信息必须向法官申请,而法官工作非常繁忙,调查起来费时费力。
2月25日,贵州高院印发《关于在全省法院推广借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中形成的好方法好经验的通知》明确,从大力推进委托律师调查制度,引导申请执行人对涉嫌拒执罪行为提起自诉,向当事人释明可申请执行悬赏等方面开展工作。
此后,律师获取调查令在贵州逐渐常态化。马程鹏提出申请后,桐梓县法院的法官欣然同意,于是有了上面主动还钱的一幕。

率先全面推开

早在2016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黄惠玲建议完善并推行律师诉讼调查令制度。建议司法部门尽快出台相关规定,明确调查令的制式以及申领流程等,让制度的执行有章可循。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和信息对接沟通,让社会公众及各单位对调查令制度有一定了解。
记者发现,律师调查令至今已有十多年历史,但始终处在地方探索阶段,尚未形成具体规范。鉴于此,今年5月29日,韩德洋在向贵州省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关于“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情况报告》中提出,把依法可由当事人行使的权力交给当事人,打一场执行攻坚的“人民战争”,大力推进委托律师调查等制度。同年6月,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同意这个报告,贵州成为率先全面推开律师调查令制度的省份。
“律师调查令制度的推广缓解了法院案多人少矛盾,节约了司法资源,加快了办案进度,对拓宽调查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提高执行工作效率有较大帮助。通过委托律师的参与和亲历,可以让申请执行人清楚被执行人是否有财产可供执行,增加了当事人对执行工作的理解。”贵州高院执行局局长陈永兴说。

深化联动合作

“从发出首个律师调查令到现在,当事人申请调查令的数量在快速递增。”贵州高院常务副院长唐林说,调查令的推行经历了一个逐渐被接受的过程。实施初期社会知晓率不够,导致相关单位或被调查单位及个人不认同、不配合,凸显律师调查令强制力难题。
贵州民尚律师事务所主任蒙光兴告诉记者,在执行程序中推行律师调查令不仅可以解决执行难,还可以解决律师调查取证难,这是法院对律师工作的大力支持。建议法院根据案件实际情况适时签发律师调查令,充分发挥律师调查令的作用。
面对困难和问题,前不久,贵州高院召开切实解决执行难“人民战争”之律师调查令座谈会。贵州高院、省司法厅相关部门负责人,各中院执行局、贵阳铁路运输法院执行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省律师协会、各市州律师协会代表齐聚一堂,提出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
座谈会上,贵州高院、省司法厅分别介绍了两部门拟共同制定的《关于在执行程序中使用律师调查令的若干规定(试行)》讨论稿的背景和相关规定。
“律师调查令是推动律师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广大律师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法律武器,提高工作效率,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发挥律师的职能作用,保障律师调查令制度得以顺利实施。”贵州省司法厅副厅长周全富说。
陈永兴说,贵州高院将强力推进律师调查令制度贯彻落实,使这一制度更加规范化、常态化,助推切实解决执行难。
据不完全统计,贵州在大力推进委托律师调查制度的半年时间里,取得查控被执行人财产上亿元、当事人认可执行工作的喜人成绩。
“今后,贵州各级法院将践行初心和使命,健全完善各项执行工作长效机制,加强综合治理、源头治理,不断提升执行工作能力水平,坚定不移朝着切实解决执行难目标奋勇前进。”韩德洋说。